并且在我们看来她也确实获得了正义,更使得秋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秋菊是很希望通过诉讼来获得正义的,并且在我们看来她也确实获得了正义。但实际上最后她能获得什么呢,也许这对于秋菊来说更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她获得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基本上都是和睦相处、互助互爱的,这也是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成百上千年来形成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秋菊丈夫与村长发生矛盾后,在秋菊生孩子时还得到了村长村民们的帮助。而秋菊希望通过诉讼讨“说法”的做法,却把曾经帮助过她的村长送进了监狱,在村民们甚至她的家人看来秋菊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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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承认电影逻辑的前提下,最终显现的似乎是一个法治与人情的问题。不过这需要细细分析。首先,从秋菊的角度讲,丈夫被打,她要从村长那里讨说法,这个说法很显然不是金钱,否则故事早结束了,秋菊要的说法是道歉,要的是个人的尊严与正义。从村长那儿没法直接得到这个说法,她的反应就是向村长的上级——乡一级公安“伸冤”,结果不满意,再次向县级公安“伸冤”,仍不满意继续向市一级“讨说法”。在秋菊的的这个逻辑当中,并没有什么法治意识,此前的做法与传统帝制社会层层向上伸冤,最终可能到达皇帝手中来判案的逻辑基本一致。秋菊就是想找一个纵向系统内更高层,企望更高层能秉公办理,获得正义。但变化就在于市这一级公安的申诉之后,在市公安局长建议她转向了司法也就是法院处理的程序。对于法院及其将要做出的事情,秋菊恐怕完全不了解其意义所在,只是简单以为那个机关会给自己一个说法。秋菊在一层层向上申诉的过程当中,是一次次远离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这个过程对秋菊来说越来越陌生,进入城市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城市当中的法院的意义对于秋菊的隔膜程度,恐怕还要远远超过秋菊在城市街道上看到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车流。法院所具有的现代独立司法意义,可以想见完全出乎秋菊认识世界之外。秋菊无意中从人治的渠道转向了法治的渠道,她全然不知。
      再讲村长,是一个男性,是一个具有行政权力职务的“村长”,而不是一个普通百姓。村长拒绝道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性格倔强,一个是拥有权力。很显然,作为“村长”的他,后者更重要。村长的权力,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父权社会结构中的权力,电影中村长的家庭就是代表,村长妻子一次欲发言被村长阻止,村长不满妻子生不了儿子而郁结于胸等等都是强势男权的显示;其次村长的权力来自上层政权的任命,这是其最大的权力支柱,电影中村长也有自我表白。
      再说秋菊与村长的关系,二人的关系是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电影中,二人并没有反目成仇,你死我活,而是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冲突与对话的关系。由于秋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村长的帮助,更使得秋菊与村长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减,很难想象如果满月的场景在法院介入之前,秋菊还会继续去打官司,很可能秋菊就此罢手,二人和解。但剧情矛盾处就在于正当秋菊从心理讲已经得到补偿时,秋菊之前向法院申诉的行为发生效果了,村长被拘留了,这让秋菊一脸的愧疚和无奈。
并且在我们看来她也确实获得了正义,更使得秋菊与村长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减。      至此,如果得出了农村是人情社会,法制只适合于城市,法不容情,法治不应在农村落实的结论,实在令人失望。首先,秋菊的概念里,遵循的是传统草民伸冤的模式,其想要获得的正义只能是祈求上级获得恩赐,可以想见,这种权力结构极不对称的情况下,“正义”是多么的脆弱,即使皇恩浩荡,赐给了秋菊“正义”,又是多么卑微。实际,秋菊也意识到了,她正是对乡级公安不满,担心上级偏袒下级,才抱着微弱的信心向更高层“伸冤”的。 秋菊的担心完全是必要的,除去村长对自己权利来源的一番论述,市级调解书本应直接送达秋菊手中,而实际是通过村长转达,更向我们透露了由市到村的权力结构是什么。此外,电影中显现的尚且还算是清正廉明的各级行政系统,现实中恐怕很难找到那么一个清癯的市公安局长。
      那么,有人或许会问,既然秋菊在村长所属的权力系统中很难得到正义,那该怎么办呢?我想首先还是要回到农村这个背景中秋菊的不满,偏于固执的不满。村长踢丈夫裆部,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碍(至少就秋菊刚开始获得的医生证明令秋菊及其丈夫都这么认为的)。在一般情况下,获得经济赔偿后,在农村中大部分农民都会趋于和解。很难想象,大部分农民在遇到这样并不严重的事情后,会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尤其是高额的经济负担,舍弃经济赔偿,只专注于“讨说法”,这与所谓的重人情关系、重小农利益的农村社会是不符合的。个人所闻,农村中,秋菊的案例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既然秋菊要在小事情上讨说法,且直至市级的调解仍不满意,正在中国普及的“法治”突兀的进入了秋菊的世界。最终,法治带来的结果,让秋菊在这么一个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中感到不适,感到尴尬和愧疚。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么一个不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所带来的结果来反推法治不适合于中国,不适合于农村社会。法治正是要对权力关系作出调整和限制(男权、政权等),以此来维护每一位公民的独立人格和正义。如果没有第三方的独立司法体系去限制权力,维持正义,秋菊的结果很可能正如村民所言,不满意市一级的调解,只能接着上北京了……
      当然,就电影中所处的中国社会而论,法治尚有各种问题。按韦伯的分类,秋菊所处的中国政治与法治大致类似于“世袭君主官僚制”与“实体理性”类型。这样的体制中,可能会出现依法办事、清正廉明的情形,但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产生独立、自主的法治意识与独立人格。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权力包庇、上下勾结,权力干涉司法的情形。此外,正如前文所讲,秋菊打官司,却看似很自然的从农村来到了陌生的城市,作为现代化标志之一的“法治”只是存在于城市,而不能惠及农村,这种城乡不对称的结构大大增加了农村百姓对“法治”的认识与运用。总之,无论怎样,不可因法治普及存在困难,就阻止法治进入农村,农村的不合理人情关系正需要无情的法治去打破,农村的合理人际关系正需要健全的法治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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